我是一家科学期刊的主编。目前围绕审稿的劳动分配严重失衡。
作者： 史蒂夫·米德韦
2026年5月3日上午10:00
最近，我收到了一份普通的稿件。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篇扎实的论文，是科学发展道路上又一块坚实的基石。难的不是决定它是否适合我担任主编的期刊，而是找到愿意审稿的人。经过一个月的邮件往来，我终于找到了两位热心的审稿人。
这种经历如今已不再罕见。同行评审——即独立专家对科学研究进行审核的默默过程——是安全药物、基础设施标准和日常技术背后的质量过滤器。它并非完美无缺，但却是我们目前将原始论断转化为可靠知识的最佳体系。当同行评审放缓或削弱时，科学的发展速度不仅会变慢，还会变得更加嘈杂、更容易出错，也更容易受到质疑。
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们突然变得不那么谨慎，而在于稿件数量已经超过了负责评审的人员的处理能力。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至2022年间，已发表文章的数量增加了近50%。
乍一看，这似乎是进步。但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并非仅仅意味着我们开展的科研工作增加了50%。科研预算和科研人员规模的增长速度远不及此。相反，多种激励机制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推动：发表更多论文、加快发表速度、提高发表频率。
先从商业模式说起。过去期刊数量较少，作者论文被接收的难度也更大。如今，许多出版商为了满足——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作者的需求，期刊种类呈指数级增长。五大科学出版商目前拥有约5万种期刊，所有这些期刊都需要持续更新内容。期刊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学者们现在面临着数万种期刊争夺稿件，而且并非所有期刊都享有盛誉。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获取模式，即作者付费发表论文。例如，MDPI的期刊数量从2000年的14种增长到如今的487种，而Frontiers Media自2007年成立以来，期刊种类也已超过220种。并非所有新期刊都不好，但如今的市场是卖方市场。现在，任何作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作品的期刊。
大学也将声望和资金与发表论文的数量挂钩：科研经费、排名以及研究人员的内部绩效考核体系都取决于论文的产量。在许多院系，源源不断的“可统计”论文比数量较少但真正重要的研究更有价值。
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不发表就出局”的说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要想在科研领域拥有稳定的职业生涯，就必须发表论文。但在这种环境下，涌现出了一批高产的作者。在某些领域，现在甚至能找到一年发表50篇、100篇甚至更多论文的研究人员。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学术造假，甚至不一定意味着论文质量差；有时，这反映了大规模的合作。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理，有时被称为“古德哈特定律”：当一个衡量标准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衡量标准了。如果发表一篇文章是好的，那么发表两篇文章就一定更好。
或许科学界正在经历的，正是其自身的“内容化”——一种不断创造更多事物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体现在持续不断地做某事、营造一种自己一直在做某事的错觉，或是不断地将正在进行的大事分解成更小的内容片段。过去，厨师可能只是简单地烹饪一道菜并呈给顾客，而现在，他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帖子和视频来培养受众。内容来源于食材的购买地点、厨房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菜肴失败后的应对措施。当然，并非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有害的。但是，当我们都觉得在创作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有所创造时，就会出现内容过剩的现象。
在科学领域，流通的不是帖子，而是论文。除了放宽投稿限制外，许多期刊还通过提供原本属于研究组成部分的论文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作者提交一篇标准的科研论文后，可能会被邀请将其拆分成数据论文、方法论文或软件论文，实际上是将研究的较小部分分割开来，以产生更多的论文。
这就造成了审稿危机：每个人都想发表论文，但（几乎）没有人愿意审稿。这个体系的潜规则很简单：如果你写了三篇论文，就应该审阅大约三篇论文。但是，一个每年发表50篇或100篇论文的科学家，怎么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审稿工作呢？他们根本不可能。
现代科研工作除了繁重的工作量外，还包括会议、电子邮件、撰写科研基金申请书、教学以及前几代人从未面对过的行政任务。这些额外的工作往往占用大量时间，因此很容易拒绝审稿请求。同行评审是一项专业服务，但在招聘、晋升或薪酬方面却很少被视为必要的劳动。结果可想而知：大量论文积压，编辑们不得不四处奔走，试图说服任何人——哪怕只是任何人——来审稿。在我工作的期刊，花一个月的时间给十几个人发邮件请求审稿的情况并不少见。
科技并不能拯救我们。一些期刊正在尝试使用人工智能来筛选稿件或标记常见问题，例如文档格式错误。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同行评审的时间或许会略微缩短。但创新科学仍然需要人类的判断，而任何效率的提升都可能被大量涌入的稿件所抵消，因为作者现在只需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篇稿件。我越来越频繁地在投稿中看到人工智能的痕迹。
当同行评审无法跟上步伐时，有问题的研究更容易蒙混过关。2020 年，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一点：一些备受瞩目的新冠肺炎论文发表后，由于其基础数据无法进行独立审核而被撤稿。最近，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同意支付 1500 万美元，以解决有关其篡改经同行评审的图像或数据的指控。
多年来，撤稿和重大更正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诚然，更多的撤稿也可能意味着监管力度的加强。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可疑科学研究正悄然通过不堪重负的同行评审程序。在一个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本就岌岌可危的世界里，一个明显不堪重负、时常令人尴尬的体系，无疑会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新的可乘之机。
现有的体系虽有缺陷，但并未崩溃。优秀的科学研究仍在进行，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但科学家、大学、出版商和资助者需要将同行评审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恩惠。
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步骤：将同行评审视为劳动成果。仅在美国，同行评审的价值就已高达15亿美元。机构应该正式认可同行评审的价值，将其作为招聘和晋升的考量因素；资助机构应该在项目评估中予以认可；出版商应该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无论是酬金、降低出版费用，还是具有专业意义的透明服务记录。人们拒绝从事一项得不到任何认可的活动，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或许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竟然一直无偿地从事这项工作。
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尝试的改革措施：更开放的同行评审、更完善的数据可用性检查，以及更严格的筛选机制，以便在低质量稿件浪费审稿人时间之前将其剔除。但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一边不断拓宽投稿渠道，一边又天真地以为底部的筛选机制会永远存在下去。
同行评审从来就不是为了追求完美——它只需要足够好，能够让我们保持诚实。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再问这套系统是否有效，而是开始问我们能让它不堪重负到什么程度。我们终将发现出路。
Publish and Perish I’m the editor in chief of a scientific journal. There’s a disastrous imbalance happening with the labor around manuscripts.
BY STEVE MIDWAY
MAY 03, 2026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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